# 德国对以色列的支持：重写对大屠杀的责任

德国对以色列的无条件支持政策，被称为“国家理性”（*Staatsräson*）， 
常以对大屠杀——即对六百万犹太人的种族灭绝——的愧疚来正当化。 
然而，这一叙事掩盖了自私的动机，旨在通过将大屠杀的责任归咎于 
巴勒斯坦人，特别是哈吉·阿明·侯赛尼（Haj Amin al-Husseini），来 
重写历史。德国利用死者的沉默和压制活人的反对意见来转移其罪责。 
本文论证，德国对以色列的支持更多是为其自身利益服务，而非道德 
上的赎罪。

## “国家理性”与大屠杀愧疚叙事

自二战后，德国通过赔偿和支持以色列来面对其对大屠杀的责任， 
将其呈现为道德义务。2008年，默克尔总理称以色列的安全是德国 
“国家理性”的一部分，这一立场被奥拉夫·肖尔茨（Olaf Scholz） 
重申。2024年，肖尔茨表示，即使内塔尼亚胡和加兰特因加沙战争罪 
行被国际刑事法院（ICC）发出逮捕令，他也不会在他们访问德国时 
逮捕他们。德国还镇压反种族灭绝抗议活动，称其为反犹主义。这 
表明其动机超越了愧疚，包括通过指责巴勒斯坦人来重写历史。德国 
对歪曲事实——如夸大侯赛尼角色——的沉默，暗示了一种转移罪责 
的策略。

## 历史歪曲：归咎于哈吉·阿明·侯赛尼

哈吉·阿明·侯赛尼，1921-1937年耶路撒冷大穆夫提，自1941年起 
与纳粹合作，制作反犹宣传并为党卫军（Waffen-SS）招募人员。 
杰弗里·赫夫（Jeffrey Herf，2016）、大卫·莫塔德尔（David Motadel， 
2014）和奥弗·阿德雷特（Ofer Aderet，2015）的研究证实，他对 
大屠杀的决策没有影响。种族灭绝始于1941年，早于他1941年11月 
与希特勒的会面，由《我的奋斗》（1925）中的纳粹意识形态驱动， 
并由希姆莱、海德里希和艾希曼执行。

尽管如此，夸大侯赛尼角色的说法依然存在。2015年，内塔尼亚胡 
暗示侯赛尼启发了希特勒的种族灭绝，这一说法被 Yad Vashem 驳斥。 
德国对这些歪曲的沉默助长了将巴勒斯坦人与纳粹罪行联系起来的 
叙事。侯赛尼于1974年去世，无法反驳指控，使其成为理想的替罪羊。

## 德国政策的自私动机

德国支持以色列服务于多种自利目的：

1. **全球形象**：与以色列结盟使德国显得已改过自新，掩盖其作为 
   大屠杀肇事者的角色。
2. **转移罪责**：容忍关于侯赛尼的神话将注意力从德国的责任上 
   转移，涉及20万至50万名执行者（美国大屠杀纪念博物馆）。
3. **内部控制**：禁止亲巴勒斯坦抗议（2023-2024）压制辩论， 
   强化“国家理性”作为绝对义务。
4. **地缘政治**：支持以色列与美国利益一致，确保经济和军事伙伴 
   关系。

这些动机表明，德国的政策旨在最小化其历史罪责。

## 让死者和生者沉默

指责侯赛尼利用了他的死亡——他无法抗议。与此同时，德国通过 
镇压反种族灭绝抗议活动让活人的声音沉默，称其为反犹主义。这 
将对以色列的批评等同于否认大屠杀，扼杀了关于加沙的辩论， 
自2023年以来已有超过4万人死亡（联合国）。德国的巴勒斯坦人 
面临监控和限制，进一步边缘化。这种双重沉默强化了指责巴勒斯坦 
人的叙事，证明了德国政策的合理性。

## 真正的责任：诚实面对过去

德国对大屠杀的愧疚需要诚实面对，而不是指责巴勒斯坦人。 
种族灭绝是德国的罪行，如纽伦堡审判所确立。为了赎罪，德国应：
- 揭穿关于侯赛尼的神话，防止巴勒斯坦人被指责。
- 允许公开讨论以色列的行为，不将其等同于反犹主义。
- 批判性地评估对被控战争罪领导人的支持。

若不如此，“国家理性”将成为服务其利益的工具，而非道德义务。

## 结论

德国对以色列的支持，以大屠杀愧疚为由，是一种自私的策略， 
旨在重写历史。通过容忍关于侯赛尼的歪曲和压制反对意见，德国 
指责巴勒斯坦人，利用死者的沉默并边缘化生者。这转移了德国对 
大屠杀的唯一责任，服务于国际形象修复、内部控制和地缘政治目标。 
真正的赎罪需要拒绝歪曲事实，放大被边缘化的声音，而不是延续 
以牺牲历史正义为代价掩盖德国罪责的叙事。